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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基因演義謠言與事實
2003年，剛剛當選巴西總統的盧拉就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否允許轉基因大豆進入市場合法交易？當時，由於沒能遏制來自鄰國阿根廷的轉基因種子走私浪潮，轉基因大豆在巴西國內的種植面積已經超過瞭300萬公頃，這相當於巴西全國大豆種植面積的16.3%。巴西一直對其純天然的大豆產業信心十足，轉基因大豆突然而至的規模令這個國傢頗有些措手不及。依靠優秀的自然條件，巴西在2000年時就已經在大豆單產上超過瞭其最大的競爭對手美國：當時，巴西控制著全球1/4的大豆生產和1/3的大豆貿易。大豆因而是巴西農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轉基因大豆的處理才顯得至關重要。巴西也非常重視對生物技術的研究。1993年，巴西有76傢生物技術公司，這一數字到2002年已經猛增到354傢。但其中，60%的生物技術公司為中小企業，80%的生物技術公司開業時間都不足七年。所有這些公司的年產值總計約為54億至90億雷亞爾，僅相當於巴西當時每年GDP的0．9%~1．5%，這意味著他們很難應對來自孟山都等國際巨頭的競爭。作為有史以來最具爭議的技術，轉基因同樣也令巴西社會分成瞭彼此對立的兩大陣營。陣營的一方以企業界、公共研究機構、大學為代表，他們贊成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商業化。早在1995年，巴西農牧研究院就向國會提交瞭一份議案，要求國會準許轉基因作物種植合法化，這個機構還認真研究瞭如何把孟山都的抗農達基因引入巴西原生的大豆種子。另一方以環境部門、綠色和平組織、消費者保護協會和無地農業工人運動等非政府組織為代表。他們推崇敬畏生命和保護環境，認為現代生物技術所倡導的單一種植模式會大大破壞巴西引以為傲的生物多樣性，對社會和環境帶來無法估量的負面影響。同時，由於人們現有的知識結構根本不足以預測和控制未來，貿然推廣現代技術甚至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在轉基因問題上，巴西聯邦政府同樣分歧巨大。農業部、工業部和商業部部長極力贊成轉基因作物的種植，認為巴西“不能在轉基因技術上落後”，而聯邦法院和環境部則持反對態度。對轉基因持反對態度的環境部部長若澤?薩爾內甚至表示，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他不會批準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按照巴西法律，轉基因作物的批準必須經過環境部長同意。但在大量農民的利益和轉基因支持者強大的社會能量面前，反對聲音根本不成氣候。在就任總統三個月後，盧拉政府宣佈瞭著名的“113號臨時措施”，正式認可轉基因大豆種植的事實，並同意對過去一年收獲的轉基因大豆在2004年1月31日前上市進行合法交易。隨後的2005年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新生物安全法》的通過使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傳播取得瞭合法地位。該法明確規定國傢生物安全技術委員會是巴西國內惟一負責轉基因研究的管理機構，並要求供人類或動物食用的食品和配料必須標識轉基因成分含量。巴西的轉基因閘門至此終於放開：今天，巴西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轉基因種植國。然而，如果巴西願意再保持幾年謹慎，也許我們今天看到的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印度棉農血淚史就在巴西通過《新安全生物法》的2005年，轉基因作物卻在另一個大國——印度引發瞭爭議。這一年，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引入瞭轉基因棉花。長期以來，印度都是世界第三大棉花產地，棉花在這裡的種植歷史接近5000年，這幾乎與印度文明史一樣漫長。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古古拉特邦、泰米爾納德邦和安德拉邦，有超過1700萬傢庭以棉花種植為生。農民們接受轉基因作物是因為他們聽說這可以讓棉花高產且能免受蟲害侵襲。棉花極易感染蟲害，印度農民此前一直通過輪種和一種源自尼姆樹的有機殺蟲劑來控制蟲害，這在無形中增加瞭棉花的生產成本。如果有一種新產品既能增產又能抗害，人們沒有理由不去嘗試。從宏觀角度衡量，轉基因棉花在印度確實取得瞭成功：自從引入轉基因棉花之後，印度的棉花產量提高瞭一倍。但在微觀層面上，轉基因棉花的成功卻未能改變農戶的生活。印度9000萬農民中，60%農民的自有地都沒有超過100畝，他們對季風雨的依賴頗深，規模經濟和機械化對他們而言無異於天方夜譚，轉基因這一名詞對他們而言也如同來自另一個世界。但同時，轉基因棉花對灌溉的要求非常高，當時的印度種植業根本沒辦法滿足這樣的要求。孟山都公司就在這種情況下趁虛而入。孟山都公司的印度子公司成立於1949年，是印度最重要的植物免疫產品供應商。印度長期以來都對除草劑和殺蟲劑有著旺盛的需求，這讓孟山都公司得以輕而易舉地滲透到全部印度市場。到上世紀90年代，隨著孟山都公司轉型為生物技術公司和育種公司，它也逐漸為把轉基因產品送入龐大的印度市場做好瞭準備。1993年，孟山都公司開始與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雜交種子有限公司進行生物技術授權談判。五年後，印度政府正式允許孟山都公司在印度開展轉基因棉花種植實驗，基因工程許可委員會隨後也向孟山都公司大開綠燈，5.5萬名棉農因此率先踏上瞭轉基因棉花的冒險之旅。印度禁止種子成為專利，這意味著孟山都公司曾經無往不利的“美洲模式”——要求農民必須購買他們的種子，否則就對簿公堂的做法在這裡並不奏效。為瞭彌補由此造成的損失以保證盈利，孟山都公司轉而大幅提升瞭其種子產品的價格：一袋450克的轉基因棉花種子在印度的售價高達1850盧比，而一袋同樣規格的傳統棉花種子當時的售價不過才500盧比。這對還處在小農經濟時代的印度農民而言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以前，農民們還能通過勤勞在前一年的歉收中恢復元氣——畢竟頭一年的收入降低後，種子的售價也會有所調整。但現在，由於大部分種子都來自扮演壟斷角色的孟山都，農民們已經沒有辦法在不依靠貸款的情況下種植棉花和維持生活，貸款和種子價格的雙重夾擊最終摧毀瞭棉花主產區的社會。2001年，52位棉農自殺的悲劇本應引起印度社會的重視。因為在當年的大米產區，沒有任何一例自殺事件發生。幾位農業學傢在棉產區附近推廣的有機作物種植盡管涉及500個村莊，也沒有導致任何自殺事件發生。但如此反常的社會現象，卻沒有得到官方的足夠重視。自殺棉農的數量隨之迅速上升：2002年104 起，2003年148起，2004年447起，2005年445起，2006年1448起，2007年1246 起，2008年1267 起。印度國傢犯罪記錄辦公室的統計顯示，從1997年到2011年，竟然有20 萬農民自殺身亡，而其中相當多都是棉農。完全消除一項新技術的負面影響確實不現實。但如果印度政府能夠進行全面的論證，至少可以發現普通農戶根本無法滿足轉基因作物所需要的灌溉要求；或者，如果印度政府能努力將轉基因棉花的種植集中在可以實現規模經濟的大型農場，農戶自殺的慘劇也一定可以得到相當的緩解。尤其是當類似事件本就有先例可循時，最終結果就顯得更加殘酷而愚蠢。20世紀90年代末，化學農藥的引入就曾在印度引發一次大規模的自殺浪潮。由於昆蟲極易產生抗藥性，棉農不得不增加殺蟲劑用量或者購買更昂貴的殺蟲劑來應對越來越強大的害蟲。結果，隻占印度耕種面積5%的棉花種植業卻消耗瞭全國55%的殺蟲劑。偏偏在這期間，全球棉花市場為供過於求的局面所困擾：1995年時，棉花價格還是每噸98.2美元；到瞭2001年，每噸棉花的價格隻剩下49.1美元。印度棉農因此紛紛破產，境況之慘一時無兩。在轉基因技術的全球化浪潮中，印度是一個令人心生憐憫的極端角色。如果他們能更多參考歐洲的經驗，也許所得到的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是武器，也是盾牌生物產業是新興的知識密集型產業，沒有強大的研發和嚴謹的論證就貿然開始產業化，確實可能給一國經濟社會帶來災難性後果。然而，潛在的危險和爭議本身並不足以成為停止研發的借口，因為未來的競爭需要強大的研發作為基礎。在這裡，歐洲的故事值得中國借鑒。1972年，為瞭推動生物技術研究，德國成立瞭國傢生物技術實驗室。到80年代早期，德國的生物技術專利申請數量已經超過瞭美國。但當時，德國的反生物技術團體聲稱，生物技術會使納粹宣揚的種族選擇理論死灰復燃，這令德國的生物技術研究迅速陷入困境。1984年，德國議會委員會甚至專門撰寫瞭報告《基因技術的機遇與風險》以探討潛在的危害。但與德國不同，美國對新技術更為開放：在德國對轉基因技術畏首畏尾的時候，美國技術評估辦公室發表瞭一篇題為《商業生物技術》的報告，他們在考察生物技術的經濟前景之後，又詳細列舉瞭聯邦政府可以采取的各種舉措，他們希望能夠借此登上基因技術的制高點。這些轉變最終令德國生物醫藥公司開始退縮，因為他們已經別無選擇。到1990年，德國的生物投資有75%都流向瞭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流入瞭美國。一位制藥公司高管的話也許頗能反映當時大傢的心態，“如果把錢投在某種化學產品上，我們兩三年就能獲利；但如果投資生物技術，十年內都未必能賺錢。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要把錢花在這種東西上？”保守主義並不隻屬於德國，整個歐洲因而都對生物技術可能造成的後果較為警惕。在歐洲傳統中，任何生物作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聖的，而轉基因技術則是企圖幹預上帝的設計，按科學傢的意願創造和改造生物。這種思潮在轉基因技術上表現的尤為明顯，瘋牛病等事件使這種擔憂變得更加普遍和嚴重。調查表明：2/3的歐洲消費者認為轉基因食品會給社會帶來危險，隻有1/3的人支持轉基因食品。目前，轉基因作物在歐盟農業中所占比例不到0.12%，且大部分種植在西班牙。在世界范圍內，歐盟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土地也隻占到總額的0.08%。但歐洲的有識之士也已經逐漸意識到，食物不可能一直過剩而廉價，舒適的日子不可能永不改變，貿易政策也無法永遠充當歐洲農業的馬其諾防線，歐洲遲早都要走上生物技術的道路並在那裡正面迎接來自其全球競爭對手的挑戰。歐盟也清楚地意識到，既然轉基因技術可以成為美國公司對外擴張時采用的利器，也就同樣可以成為歐洲主動防禦時護身的盾牌。盡管轉基因產品一直在減少，但轉基因的研究在歐洲卻從未停步。利用歐盟嚴格管制帶來的發展空間和時間，歐盟多個成員國都在轉基因研究領域不斷發力。20年來，歐盟國傢農業轉基因研究單位增加瞭接近500個，歐盟執委會2009年出版的《轉基因作物與傳統有機農業共存之國傢策略報告》中也指出，至少已經有15個會員國立法采納瞭這一制度。在一個屬於生命科學的新世紀，完全拒絕轉基因技術絕非明智之舉。就像美國經濟趨勢基金會總裁傑裡米?裡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的那樣，“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計算機和基因——正聯手帶來一場技術和商業方面的革命，這預示著世界歷史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對於中國，這場變革和它可能引發的問題一樣值得深思。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08-04/1567798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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